（3）《大纲》的文献学研究。与《手稿》和《形态》不同，日本对《大纲》的研究并不是从文献学，或者说从重新编排《大纲》手稿开始的。但是，日本仍然不失为《大纲》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望月清司提出了一个“《各种形式》的文献学问题”，即从文献学上证明《各种形式》不是狭隘的“共同体的三种形式”理论，而是“由两个原始积累理论夹着共同体理论的三明治形状”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10]内田弘提出了一个《大纲》的“划分问题”，即现行的《大纲》以第Ⅱ笔记本的第7页为界来划分《货币章》和《资本章》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第Ⅱ笔记本的第12页中间的横线为界。[11]这些文献学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大纲》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文献学研究成果相比，更重要的是日本对《大纲》地位的独特认识。过去，人们一般仅仅将《大纲》看成是《资本论》的草稿，从《资本论》角度将《大纲》解释成一种“经济原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直到60年代中期，由平田清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提出了一个“中期马克思”概念，这一解释框架才遭到了彻底的颠覆。他们不再将《大纲》看成是附属于《资本论》的手稿，相反将它看成是连接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同时，他们不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角度来研究《大纲》，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譬如，“大冢史学”、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森田桐郎的“物质代谢理论”等。[12]这些成果，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要比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3]出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