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泼了历史撰述的形式。《隋书·经籍志二》说“杂史”的特点之一是“体制不经”，是指它在体裁上不像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那样规范，即是其“杂”的一个方面。刘知幾《史通·杂述》篇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所谓“自成一家”，一指内容而言，一指体裁而言。清人浦起龙解释《杂述》篇的要旨说：“杂述，谓史流之杂著。”这也应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层含义。正是这种“体制不经”的“史流之杂著”，使其得以用活泼的形式来撰述史事：有分卷而无标目者，有分卷而有标目者，有事后追记者，有当时所记者，有分类编次者，有依时编次者，等等。这种撰述形式的“杂”，确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规范的体裁、体例迥异；但也正是这种撰述形式的“杂”及其多彩多姿，极大地活泼了中国古代史书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有利于历史记载领域的开拓，有利于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这是唐宋以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野史笔记在思想上、内容上和体裁上，都有值得重视、借鉴之处。不论是在研究、撰写中国历史方面，还是在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方面，野史笔记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的史学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