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方都是填海所得地，那么在兴建祠堂之前的任何礼仪做法都不会存在了。如果能够把莆田与珠江三角洲作系统比较，当可发现这样的礼仪更替，在莆田发生得较为频繁。这个假设可以在神祇的持久不衰之中得到证实。珠江三角洲只有几个神祇幸免于1520年魏校的清洗，但莆田自宋以来即已得到朝廷认可，因而被包括在法律内的庙神没有受到冲击。有名有号的神祇这两个地区都有，但珠江三角洲的神祇之中，除了南海神和德庆龙母早在宋朝以前已取得朝廷认可之外，没几个有本地根源。莆田则产生了天后，从1156年起已受宋朝皇帝册封，并由此而在明朝纳入了礼仪的法规之中。[36]今天来到莆田的人大抵会听到人说到祠堂的事情，但更为显眼的是供奉神祇的庙宇。而来到南海和顺德的人，除了会发现庙宇外，祠堂却更见突出。采用朝廷认可礼仪的种种历史，本身即标志着与朝廷整合的时间，而这些历史也反映到了建筑之上。丁荷生（Kenneth Dean）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他说莆田的地方礼仪组织自明朝中叶起便已“从亲属为本、宗族为本的形式，向以地域为界的制度演化”。丁荷生认为，宗族并没有萎谢，而是变得“不那么依赖于亲属纽带，却更像拥有可分割股份和财产的公共合资控产机构”。莆田的宗族可能从来都不是亲属为本的。管理墓地的社群，像石庭黄氏，向来都是地域社群，而在他们当中立有一个土地神龛，是把佛教结合到地方墓地管理中去的早期礼仪革命所带来的。“家庙”式的祠堂是16世纪礼仪革命的产物，它装点了这种地域建筑，也在地域祭祀的持续不衰之中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