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伦理学基本上总是以它希望推导的东西为前提，困为它不是原初便使道德价值依附于存在和人格之行为方式，依附于人格的人/bd}}格存在和本质、行动与意愿等，而是首先试图从观者（即从对另一个人的体验和行为作出感情上的反应的人）的行为中推导出这种道德价值。举例来说，一个人对恶所表现出的欢乐或者对他面临的善所感到的悲痛，抑或他所怀有的恨、他的狠毒心计、他的幸灾乐祸之感，等等，肯定是不应从道德价值上寄予同情的。难道对于甲对乙的灾祸所怀有的欢乐之同感——在这里是同乐——是一种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吗？显然，只有对于本身含有道德价值的欢乐之同乐，只有对于为其赖以形成的价值内涵所要求的欢乐之同乐，才可能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在这里，人们会立即发现同感与爱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性差别。外来的爱往往要求和造成我们为另一个人因“某物”而可能产生的欢乐感到悲痛，比如假定此人生性残忍，以折磨他人为快；而纯然的同感本身对于它的体验之价值完全是盲目的。与此相反，在爱与恨的行为中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价值或者非价值；至于其表现方式，容后叙述。总之，同感不论以何种可能的形式出现，原则上对价值是盲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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