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的章太炎却不持这种认识。他在重订本《訄书·哀清史》一文开篇写道：“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8]这是对中国古代“正史”的肯定。显然，章太炎的这个认识同上引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对历代正史的评价上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政治思想来看，梁启超是改良主义者，对于传统应相对保守；章太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传统应比较激进；可是在对待传统史学上，他们的认识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的错位。他提倡“新史学”是必要的，但他完全用“近世”史学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传统史学，从而对后者全部否定，则使自己堕入虚无主义的误区。反之，章太炎是对“近世”史学颇有造诣的学者，但他却能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传统史学的成就，从而使其在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较为合理的轨道。当然，章太炎作为一个“反清斗士”，他对于清代史学也有否定过多的言辞，所谓“哀清史”，一个“哀”字就充分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不必为章太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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